中华：从扁案看服从的陷阱
下级服从上级，理所当然，但法律可不这么认为，服从了不该服从的命令，有可能变成“共犯”。扁珍弊案中就有显明教训。如陈镇慧，她只是会计，在特侦组起诉的被告中职务最低，她长期来为扁家管钱，老老实实只拿薪水，甚至连离开扁办的资遣费还不到十万元。但特侦组却以四项罪嫌将她起诉，因为扁珍贪赃结构中，有她的角色。从她向法院四罪皆认分析，当初她不是不知道扁珍搞钱显为不法，她向检察官和法官都这么说:“我只是服从长官的命令。”她以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贪钱的是别人，我何罪之有？这状况也出现在叶盛茂身上，他被扁拔擢为“调查局长”，扁是长官，长官的指示当然要服从，以为出了事，有长官承担。他为了表示对长官绝对服从，延伸出“保护长官”，将艾格蒙的公文压下，并交给扁，俾向扁展现他的“服从性”。多数长官都喜欢用服从性强的部属，但如果长官做的是违法的事，凡事服从的部属就可能成为帮凶，更不堪的是，长官还会设下陷阱，让部属去承担违法执行部分，一旦东窗事发，自己好脱罪。然而，法律不能抵触“宪法”，命令不能抵触法律，而必要时，公务员可以对长官行使抵抗权。“服从至上”的人，若屈从长官违法指令，就涉入不法。下级为保住工作，向上级说“不”，的确需要勇气。不过，公务员总得具备法律知识，如发觉自己在服从一个违法的命令，保住饭碗和沦为阶下囚之间，就必须做出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