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小寒
家是什么呢？
是出生的地方？埋着遗憾的地方？还是想到就觉得心安的地方？
我曾经在兰州上学四年，火车从西安到兰州那段，需要12个小时，穿越56个山洞。「山上的花儿，你就自己生自己长，自己摇晃……」哼着这首歌，在北京-兰州往返了几趟，就和这个地方告别了。也曾经与野孩子一起同行过一段走江湖的岁月，「我眼望着北方，曾经把老歌唱……」回过头看，要感谢他们容许我冒冒失失地走近，一起不畏风雨的经历一段共同的时光。
「乐夏」之后，野孩子乐队更广为人知。他们依然朴素却闪着光芒，将东方韵律与歌谣的美层层叠叠细细透彻地描绘出来，他们也坚守着自己的那部分信念和承诺，退出了综艺的舞台，在巡演的路上遇见更多真实有趣的灵魂。
冬日里我从西安回北京，当火车自西向东行驶，那些麦田、河流、村庄沿着远方的山际线在高铁的窗外快速后退，大脑中努力搜索的场景和回忆也渐渐模糊泛白。前几日，晚上去看了野孩子乐队在糖果三层的演出，熟悉的音乐响起，骨头都在跟着一起唱和声。
糖果LIVE演出现场「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这里的「兰州」终于不再特指某些地缘性的亲切，生命中偶然的相会与落脚，而变成了每一个思乡者更普世的「隐喻」，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流过一条河。
家，就是你生命中过往的河水，流淌浇灌过的每一个地方。
春节快到了，无论何时何地，找一个安心的地方，当做家。
——郭小寒
本文出自郭小寒《沙沙生长——中国当代民谣走唱录》，经作者授权发布。
关于野孩子乐队和中国民谣的几个瞬间
年9月
早知道黄河的水呀干了，修他妈的铁桥，是做啥呀嘞。
——野孩子《早知道》
18岁的我从北京附近的小县城考到了兰州大学。当时选择兰州，多少是受乐评人颜峻的影响，在他的文章里，兰州是一个摇滚重镇，中国的西雅图，还有一支传奇的民谣乐队——野孩子。也许是觉得兰州两个字放在一起挺好看，内心强烈的出走愿望，还有地图上看起来足够远的物理距离，使得上大学看上去是一次荒诞的出走：北京西站到兰州站的K56列车耗时24小时，过了西安，便是一成不变的荒山，一荒就是12个小时，从天水到兰州，需要钻过56个黑漆漆的山洞，在每年四次这样的穿梭中，我开始了自己荒凉孤僻的青春。
年左右，兰州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城市，甚至没我们这北京边上的小县城好，滨河路上还几乎什么都没有，一座铁桥孤零零地跨过浑浊的黄河水。月亮照在铁桥上，孤寂和落差感就这样罩在20多岁青春躁动的心上。
上大学时，我根本没心思上课，幸运的是学校旁边有家叫非主流的音像店卖打口带、独立摇滚杂志和私印的牛皮纸文艺片DVD。在这些东西的给养下，靠着摇滚乐的力量和对（一九）六七十年代国外摇滚乐里呈现出的幻想,以及兰州为数不多的几位做乐队和拍纪录片的朋友，我在网吧和摇滚乐论坛QQ群里活了下来。
年7月
山上的花儿，你为谁开，为谁，为谁摇晃。
——野孩子《走了》
从兰州大学毕业，坐24个小时的火车，穿过兰州到天水的56个山洞，我又回到了北京。在兰州火车站，全班同学在班干部的组织下，送别每一个人，我还认不全我们班同学的名字，却也在这熟悉又陌生的离别中挥泪了。
大学四年，跟学校的关系疏离到只混到一张毕业证的地步，而因为喜欢摇滚乐这些文化，又是学新闻出身，我开始在摇滚杂志上发表乐评，做兰州本地的乐队和纪录片导演的采访，参与地下演出组织，在酒吧里混着玩，放DVD，跟搞摇滚的不良青年谈恋爱以及分手。在火车站那个该来送我的人没有来送我。
火车上我一直在反复听的就是野孩子的《咒语》。在兰州的这些年，颜峻回来过几次，带着舌头、宋雨喆、王凡回来演出。那时候，低苦艾的刘堃是商学院一名喜欢摇滚乐的普通文艺网友，而野孩子乐队在北京已经有了河酒吧，定期举办演出，小河、万晓利、谢天笑、左小祖咒也在那经常演出，颜峻、尹丽川、廖伟棠这样的诗人也在那里汇聚，甚至张玮玮、郭龙担任了替补乐手和兼职跑堂的职务。这些我是在摇滚乐杂志上看到的。既然兰州没有这些，那就去北京看看吧。
「你那善良的姑娘，在别人的怀里，慢慢将往事埋葬。」那时候希望时间赶紧像堆积的落叶一样把往事埋葬的冲动感，多于对这个城市的留恋和对青春期的缅怀。
在离开之后，我一直在记忆中刻意屏蔽那条河，那个城市，那个城市的人。
多年后，兰州的朋友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兰州？「回兰州」这三个字用兰州普通话说出来有种独特的韵律感，我说：「算了，我也配不上这个回字。」
年9月
北京，北京，我不能忘记，北京，北京，我要去哪里。
——野孩子《北京》
在北京的市中心，三环以里，来自郊区小县城的我依然人生地不熟。颜峻老师出于面子和人情，把我带到了他太太乔颖的报社做实习生，后来我在《北京青年周刊》做了八年，创办了文化副刊，成为第一任文化主笔。
摇滚社区的网友带我吃了第一顿饭，坐着路公共汽车去一个叫单店的地方找其他网友玩，一起去吃其中一个网友做的西红柿臊子面，喝燕京啤酒。据说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我们来自西北的这些人做上一锅臊子存在冰箱里，然后每顿只蒸米饭或煮白皮面，就着臊子能坚持一个星期。如果有朋友来了的话，臊子的消耗量就会大一点，就得再煮上一锅。
大家那时见面仍以论坛ID相称，一起结伴去看演出，从豪运俱乐部、无名高地酒吧、13Club、D22到愚公移山和Mao星光现场。看着面目狰狞的金属乐队用电风扇吹着飘扬的头发，看着英伦乐队骚气地盯着自己的匡威鞋，看着朋克乐队喝多了在台上吐在台下拿啤酒瓶子打架，看着实验乐队在台上发出装修和杀大象一般的声音虐自己虐别人，以及看着民谣音乐人一把吉他一个人唱着一个时代的哀愁，凄凄苦苦推杯换盏地度过一夜又一夜。
年，13Club演出，一晚上演出门票能赚块钱，那些摇滚乐队一晚上能演十来组，大家演完就蹲马路牙子上喝酒等早班公共汽车。虽然每个白天不知所云，还要写周杰伦、蔡依林、罗志祥的稿子，但是每个这样的夜晚，都觉得混乱而充实。
我工作的报社在工体南路，离三里屯南街只有不足米的距离，排版加夜班结束的时候，我会晃到这条街上打车回家。黑夜中，圆形灯的出租车是一块二的，菱形灯的是一块六的。那时的三里屯南街已经没有了河酒吧，摇滚乐杂志上描绘的冒着热气的乌托邦场景，我依然没有遇到。
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还有兰州的朋友给过我小索的电话号码，说他人很好可以让他照顾你，电话还没打，他就去世了。
5年11月
生活为什么是一首最难唱的歌，唱过的人，他从不说出来。
——野孩子《生活在地下》
5年，冬天，缅怀小索去世一周年的演出，在新豪运酒吧，狭窄的场地内摆满了白色的蜡烛、菊花和百合花，气氛宁静而萧索。舞台上的音乐人挨个演出，说着伤痛和可惜的话，也是在那一次演出听到了谢天笑版本的《生活在地下》。
谢天笑的山东口音和类似囚歌的唱腔让这首歌格外悲凉，我记得当时有个长头发的青年人坐在舞台下面第一排失声痛哭，那个人就是后来树音乐的老板姜树，他也是那场纪念演出的组织者之一。
后来，野孩子的另一个灵魂人物张佺独自去了云南大理，离群索居，弹冬不拉，改编民歌和传统曲子小调，去街头卖唱。音乐是生活方式，而不再是用于表演的行当。
8年10月
你空空的舞步，划过了房间，时间就化成了烟。
——张玮玮《米店》
年，《滚石》杂志中文版落地北京，郝舫是主编，李宏杰是执行主编，我作为国内采访过最多音乐人的记者每月撰写专门的深度报道。人物采访是我最擅长的写作方式，我可以不惜笔墨地去写我喜欢的独立音乐人，不会因为他们太小众没人知道而压缩版面。
8年10月，我约了「忧伤的手风琴手张玮玮」做采访，那时的他在《恋爱的犀牛》做现场音乐，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载着他重重的大手风琴，去蜂巢剧场上班，他自己出了个现场录音版本的EP《我等着你回来》，里头的文艺小曲俘获了一大批新的文艺青年，这大概是一个新闻由头，而作为一个对河酒吧、野孩子，以及IZ、旅行都感兴趣的音乐爱好者，张玮玮就像一把打开这些尘封故事的钥匙。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特别灿烂的秋日下午，阳光透过树荫洒在东棉花胡同里，在地上形成好看的树的影子。我和张玮玮约在江湖酒吧聊天，他点上一支细细的香烟，无须多问，那些故事就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河酒吧于1年由来自兰州的民谣乐队野孩子创立，地址在三里屯南街。河酒吧定期举办演出，是中国早期Livehouse的雏形。
在这里演出的主要是野孩子乐队、万晓利、小河、王娟等民谣音乐人，而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废墟乐队等也经常在这里演出，可以说河酒吧就是中国当代民谣的「母亲河」。不仅如此，这里也是诗人、乐评人、艺术家和外国友人的汇聚地。在新世纪最初那几年，人们没有过多的压力与欲望，享受音乐、啤酒与爱才是每天生活的主题，一片小小的河酒吧，就像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在他的故事里，我知道了张玮玮和郭龙是两个来自甘肃白银的不良青年，年追随野孩子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对音乐梦想的征程。后来河酒吧关闭，野孩子解散，张玮玮和郭龙就在北京的各个区县辗转居住，在各个酒吧工作，在各个乐队中当乐手，在各个酒桌上喝醉，在各个城市中旅行......
年
我们埋在土里的愿望，谁能把它像流水一样地遗忘。
——野孩子《长出来》
年是河酒吧十周年，张玮玮带头发起了一场纪念演出，周云蓬、万晓利、小河、吴吞、张玮玮、郭龙、张佺、张浅潜等诸多音乐人一起参与。名字是「静水深流——纪念河酒吧十周年」民谣剧场演出。在麻雀瓦舍的小剧场连演两天。那是我第一次作为制作人和策划者，参与民谣现场的演出。
摄影：高鹏张玮玮整理了大量当年在河酒吧的图片和视频素材，并对当时活跃在河酒吧的人做了视频的采访和记录。我跟他一起，细致地梳理了这段中国民谣的历史，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群人，对于中国的音乐文化生活意味着什么。
在这些人身上，你可以看到当代民谣不是工业化的产物，而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异乡人被音乐感召，来北京圆梦，从酒吧翻唱开始逐渐有了「唱自己的歌」的意识。他们在城市角落辗转流离，试图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河酒吧出现，让异乡人们有了精神的归宿和狂欢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真切地表达着自己也体验着对方，生长出日后的无限可能。
那次纪念演出，除了高品质的音乐，还有视频、影像、灯光、舞台装置的全方位结合。作为制作人的我手忙脚乱地定灯光音响，排演出流程，做预算订盒饭买矿泉水，也开始从一个记者的轨迹逐渐偏向了演出策展人的角色。那次演出结尾，当张佺、张玮玮、郭龙第一次清唱起《黄河谣》的时候，我甚至有了小小的使命感。从家乡到兰州，从兰州到北京，这十年的漂流终于向我显露出意义所在。
而接下来，机缘巧合，这样一台精心排演的节目，后来去了法国和港台地区，我也跟着这些乐队一起奔波于各个国家和城市，开始了民谣「走江湖」的一段日子。
年12月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野孩子《敕勒川》
「走江湖」这个词是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起的，年年末到年年初，我带着这十几个音乐人一起，第一次办理港澳通行证和入台证，经过无数烦琐的手续，终于将内地民谣带到了香港、台湾。
我们在香港艺术中心、台北华山艺文空间的Legacy等做正式演出，老周的人文关怀、小河的古灵精怪、晓利北方的沉静和严肃、野孩子特别乡土的气息又特别优美的和声，这些都让到场的人眼前一亮。
万芳、张悬、罗思容、曾淑勤、陈升、夏宇、吴楚楚、张培仁、陶晓清、马世芳、张铁志、翁嘉铭、黄连煜、张四十三……所有台北文艺界的大佬都是台下的观众，那一刻感觉特别梦幻，正如野火乐集的熊姐所说：「可能现实多了，梦就少了。我们要从现实里找梦，而关于这次文化演出的意义，也许几十年以后，我们会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
后来我们又去了魔幻的台东，那是胡德夫、陈建年、巴奈的故乡，弥漫着乡野的自然气息，这才是真正高手云集的地方，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族人都会唱歌，每一个人的歌声都辽阔而自在。我们去山上的原始部落里一起种小米，播种的大婶唱起《南海姑娘》，声音比邓丽君还甜美，而在铁花村的演出，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回到了自然原始的故乡。演出结束后，野孩子最后一场演完时，我们一边弹着琴一边唱着一声声的「娜鲁湾，Ohaya……」
就这样一路高歌，彼此作别，感觉人生有了这样一趟奇幻的旅行，也正是「民谣音乐」作为神奇的连接，能让人和人之间发生如此奇妙的关系。
从台湾回来，我带着满满的记忆和一张8G的照片存储卡，以及在这段密集的工作中积累的全新的工作经验和思维方式，投入现实生活中，我辞掉了《北京青年周刊》文化主笔的光鲜工作，决定与中国当代民谣开始一段新的路程。
年11月
大风把那苦涩的汗水吹遍了田野，只有天真的孩子快乐地唱着。
——野孩子《伏热》
年年初到年年末，我从未如此密集频繁地从北京出走去其他城市。作为民谣经纪人，我跟着野孩子等民谣音乐人辗转全国，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广州到内蒙古，这不是文青式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更像是贴近音乐和生活本身的一次田野调查。
但我始终都有一个记者的视角和思维在。每个音乐节的举办方式、每个Livehouse的经营模式、每个城市民谣爱好者的人群画像、每场演出的用户购买习惯分析，所有这些都要细细观察，存入笔记本电脑的一个叫「走江湖」的文件夹。
那段日子的细节很多，看到了更多普通人，他们贴近音乐、贴近生活的方式，也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野孩子、老周、小河、万晓利等人作为艺术家和生活的智者，也影响着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现大家日益都变成素食、喜欢花毛衣、生活朴素多彩、内心丰富而单纯的人。回想起来，这也许是这一段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摄影：高鹏后来，张玮玮和郭龙陆续离开了北京，搬到了云南大理跟张佺会合。「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地下的一群人，跟主流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地下这个环境不存在了。」来到大理后，三个人用很少的钱租了一个很好的院子，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排练，包括「野孩子」时期的作品和一些新歌。他们每天吸收着天地阳光植物带来的气息，筋道地糅进音乐之中，然后选择喜欢的季节定期出来演出，做相关活动，像候鸟一样按季节迁徙。
我们就本能地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民谣演出和文化活动，也吸引到很多独立音乐厂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