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持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仍处在“僵持”之中。虽然由我国黑龙江省率先启动，两国边境地区传统的“以货易货”贸易稍有萌动，但上层除礼节性外，基本上还是“老死不相往来”。就在这个时候，突发一苏联人劫持一架苏联客机降落我国的事件，这迫使双方高层不得不“往来”和“沟通”，也给了飞机上43个苏联公民“零距离”观察和了解正掀起改革开放热潮的中国的机会。只是当时这些都属于“内部信息”和“保密信息”，作为唯一参与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我“遵命”只作了简单的公开报道，详情尘封在我的采访本里，而这一事件的“最大价值”无疑是为中苏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次“意外”的契机。
苏联客机突降我国农田
年12月19日晚上将近10点钟，进入深冬的哈尔滨在白雪的覆盖下一片寂静。我正把脚泡在热水里舒缓一天的疲乏，房门突然被“咚、咚”敲响，采编主任康伟中要我立即赶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了解情况，说基层通讯员反映有一架苏联飞机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地区，不知情况到底如何。
我不由一惊，外国飞机劫持到中国，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当我赶到公安厅指挥中心，这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桌上铺开了好几张地图，一溜排开的6部电话的铃声此起彼伏，每一阵急促的铃声过后，都有新的情况报告。我立即参与进去，很快摸清了大致情况：事情发生在下午2点30分左右，一架苏联号安24型民航客机突然降落在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农场的一块平坦、狭长的麦茬地里——巧了，这里正紧挨着我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务农的地方，有一年冬季为了“备战”，我们“拉练”还途径过长吉岗乡，在老乡家里歇过脚，对那一带很熟悉。由于这是架小型飞机，加上地面被严寒冻得很硬实，飞机在滑行了多米后停住了，飞机和38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机体上“CCCP”4个醒目的字母，使懂俄语的人认出这是“苏联民航”的缩写。好奇的村民围拢过来，当地公安人员也及时赶到。一名自称阿利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的副驾驶员下了飞机，打着手势，与我方公安人员说，飞机是他用刀子逼着正驾驶员在这里降落的——“我要到中国避难！”现在劫机者已被单独控制。当地政府正安抚机上人员，为他们提供饮食和保暖衣物等。省里已派出省委常委、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由于路途较远，路况又不好，得先乘火车，再转汽车，估计20日凌晨才能赶到。王耀臣曾是五十年代我国选派到苏联的留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回能派上用场了。
立即展开三项工作
此刻，黑龙江省和国务院都迅速成立了“劫机事件处理领导小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为总协调人。高层明确要求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审讯劫机者，把情况弄清楚；二是安置好机上人员，决不能因天寒地冻或其他原因发生意外；三是和苏方联络，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凌晨近3点钟赶到现场的工作组立即开展工作，并陆续报来情况。他们提审了劫机者，据他供述劫机原因，是看不惯所在民航分局领导的做法和作风，对他们的腐败现象不满，给中央写信反映，信被转回当地处理，可当地纪委领导和民航分局领导有裙带关系，非但不处理，还对他打击报复，强行做精神病检查，背对背开展批判，并调离空勤3年多才恢复。他感到压抑，没出头之日，乘这次飞行机会，出逃中国寻求避难。
做机上人员的工作碰到了一些问题。当这些苏联公民知道被劫持到中国后，不免紧张起来。两个国家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关系恶化，相互指责和批判已有二十多年，“分歧”和“积怨”不可谓不深。期间中国发生过长达10年的令外界难以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苏联媒体有过大量报道；尤其是年3月在两国边境的珍宝岛地区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不少人员伤亡等等。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到了和苏联“敌视”的地方，因此很警惕，不知道中方会怎么对待他们。一开始，我方人员送上去御寒的衣服、食品和饮用水，他们接受了。因为这是架小型客机，此次航线是由雅库茨克市飞往伊尔库茨克市，属苏联国内的短途航线，机上储存的食品有限，而天气又很寒冷，苏联人衣着不多，妇女下身穿的还是呢裙子。后来劝他们下飞机到附近的农场招待所休息时，他们则坚决不同意，都表示不能离开飞机——这一苏联国土的象征，因这事关“原则”、“立场”和“尊严”；并且要求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一切按苏联政府的指示行动。地处空旷的野外，又正值一天中最寒冷的凌晨时分，气温降到零下30度左右，真正的滴水成冰，飞机不得不每隔二十分钟发动一次取暖，否则机舱就会像冰窖一样，可飞机油箱里的油已所剩不多了。王耀臣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决定把两台面包车开到飞机旁，开足暖气。他对机长说，天气太冷，请乘客到车里取暖休息。机长表示感谢，但说，我不能离开飞机，乘客也表示要与机组人员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和乘客谈谈。王耀臣走进机舱，用俄语向乘客们表示慰问，他说：这是突发事件，让你们的行程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很重视你们的安全和生活，我们会尽努力照顾好你们。现在正是这里最寒冷的季节，我们已经将有暖气的面包车停在飞机旁，请你们到车里暖和暖和。等天亮，我们送早餐来。他看到机上有十来个女乘客，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特别关照她们一定要注意保暖，当心感冒，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乘客们表示了谢意，但没人离开飞机。
中央领导昼夜等候消息
这些情况很快汇报到省和中央。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回家，在等消息。获知最新情况后，中央决定等天亮就派专机把我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送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转乘直升飞机到现场降落，以便尽快做好乘客安置等后续事宜。
20日早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面包、牛奶、当地的农场乳品厂专门加工的奶酪以及鱼罐头和肉罐头等送上了飞机。丰盛的食品，周到的服务，使苏联乘客感受到了中方的友好和诚意。他们“警觉”的情绪渐渐缓和了下来，一边用餐，一边对中方人员表示感谢。以后，开始轮流下飞机到面包车里取暖。
9点多钟，时任我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的直升飞机降落。听取王耀臣汇报和商议了下一步工作后，戴秉国即来到机舱，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表示慰问。他说，这里太冷，条件也有限，齐齐哈尔是离这里最近的大城市，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休整，然后等你们的政府接回你们的方案。戴秉国还说，你们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们尽力帮助解决。乘客们纷纷表示感谢，但还是不愿离开飞机，一定要等大使馆的人来了再决定下步行动。
11点多钟，苏联大使馆人员乘坐的第二架直升飞机降落，为首的是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这个“老朋友”，他就提出三条要求：一、和乘客见面；二、和劫机者见面；三、与大使馆通电话。还问：劫机者是不是副驾驶员？戴秉国说：劫机者已经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你不可能和他见面。这里通讯条件很差，和大使馆通电话只能到齐齐哈尔。和乘客见面则毫无问题。格里山来到现场，一脸的严肃，问谁是机长，然后厉声问道：“怎么个情况？！”当机长知道他是大使馆来的，没说话，眼泪涌了出来。格里山拉着机长往田野远处走去，以避开中方懂俄语的人。他们大约谈了半个小时。回到飞机旁，格里山又提出要和大使馆通电话。可当地实在没有这个通讯条件。他就让中方派一辆车，让随他来的2个人立即出发到齐齐哈尔打电话向大使馆汇报。格里山说：我一个人作不了主，我与乘客在一起。戴秉国和王耀臣没想到苏联大使馆来人后，乘客仍不离开飞机，而到齐齐哈尔路上要花费不少时间，时已下午，这个季节白天很短，3点多钟天就要黑下来，气温也要降下来，乘客再在飞机上熬一夜，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北京—莫斯科”成了热线
现场的新情况很快汇报到了哈尔滨的指挥中心。我一直在这里了解情况，省长侯捷在这里直接指挥。听了汇报，侯省长即刻通过“红机子”要通了北京中南海陈俊生办公室的电话。秘书说，陈秘书长刚休息，我马上去喊。在等候的时候，侯省长对我说，昨晚俊生几乎没睡，总理很晚也没休息，一直在询问这件事的进展情况。这时，陈俊生接了电话。听了情况后，他明确说，天要黑了，又冷，不到齐齐哈尔不好办。我们立即商议，并和苏方联络，你等电话。陈俊生调北京任职前，是黑龙江省委书记，此前曾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委书记，对那里的情况很了解。约过了一刻钟，陈俊生来电话告诉侯捷，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已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同时外交部告诉了我驻苏联大使馆，要求李则望大使立即会见苏外交部官员，通报最新情况，并坚持我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意见，强调这是确保苏方人员安全的最合适的选择。傍晚5点来钟，陈俊生的电话又来了，他对黑龙江省的领导说，我驻苏联大使会见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告诉他机上人员不愿下飞机到齐齐哈尔时，他马上表态说，这是错误的，应该按中方的安排到齐齐哈尔。并将意见立即电告了驻华大使舍尔巴科夫。舍尔巴科夫又迅速转告了我外交部，并要求通过我外交部把苏方口信传到现场。这时，那两名赶路的苏联大使馆人员还在路途之中。戴秉国和王耀臣带着苏方口信和11辆空调车来到现场。这时是5点30分左右。有了政府的指示，苏方人员开始行动。在整理行李、封存飞机、移交两颗手枪和书写交接文书等后，车队终于向齐齐哈尔出发。到达齐齐哈尔湖滨宾馆已是深夜11点多钟。宾馆特意空出两个楼面的客房，准备了热水，客人们洗澡后，吃了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苏联乘客和机务人员休息了。我方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工作。根据双方交换的意见，苏联乘客将乘坐明天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回国。列车途经齐齐哈尔是晚上，决定白天安排参观两家工厂、一家商店，看一场电影，晚上举行欢送宴请活动。方案刚定，零点40分外交部来电，说情况有变，明天（实际上是今天了，因已是21日凌晨）下午1时30分，苏联专机到哈尔滨接苏方人员回国。随即，钱其琛的电话也来了，说时间很紧，不要安排活动了。于是，大家又商量，这些人怎么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哈尔滨，决定还是动用两架直升飞机运输。等一切安排停当，离出发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菜好极了，口味好极了”
21日早餐后，齐齐哈尔市政府为了表达心意，给每位客人送了一件羽绒服，颜色随便挑，有的挑红的，有的挑蓝的，都很喜欢，说没见过这么松软、轻巧又保暖的衣服，场面欢快而又热闹。那个小女孩还得到了一些玩具和糖果，更是异常高兴。
直升飞机到哈尔滨机场是下午1点15分。半个小时后，从苏联赤塔飞来接人的“图—”客机也降落在了哈尔滨机场。全体苏联人被中苏友好协会黑龙江分会的领导请到机场贵宾室，参加欢送宴会。一共摆了6桌酒席，这些天陪伴苏联机组成员和乘客的我方人员和他们已经相熟，彼此邀请共同入座。在既有些严肃、又显得平和的气氛中，王耀臣和苏联安—24机长阿布拉米扬·维亚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分别发表了诚挚、友好的讲话。
宴会开始后，苏联客人纷纷称赞“菜好极了，口味好极了！”一位上了些年纪的乘客说：“啤酒也好喝极了，40多年没喝到过这么好的啤酒了！”有人接过话茬：“多呆几天就好了！”大家听了都笑了。
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动情地说，他父亲参加过抗击日寇、解放中国东北的战争，一直打到旅顺，两国人民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次意外的经历，看到中国人民对我们很友好，感触很深。
有个工程师很激动，拉着黑龙江省外办俄语翻译李广的手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作纪念，咱俩就换个手表吧！”于是，他们互换了手表。
部队的服饰表明，乘客中有三个年轻的军人，“身份”使他们不便讲话。但是从开头到后来，他们表情的变化和眼神的不同，“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陪同的中方人员都明显感觉到了。
桌上没喝完的白酒、果酒、啤酒和吃剩的糖果、香烟等，他们都当作纪念品，装进了自己的行李里。
中苏友协送给每人一本《黑龙江画册》和一个气压暖水瓶，他们很高兴，不少人拿着画册请中国朋友签名，还互留了姓名和通讯地址，都说“有机会多联系”。
傍晚5点40分，苏联飞机要起飞了，我方人员送到舷梯旁，不少苏联乘客眼含热泪，表情真挚而又激动，一再挥手说：“感谢！”“再见！”
这，和刚降落时相比，已全然不一样了。友好、和谐、宽容和彼此理解已取代一切。这使现场的人们深深感受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基础是深厚的！
飞机起飞后，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格里山郑重地对我方官员说：“我代表大使馆对中方当局表示衷心感谢！”
是巧合，又不是巧合
22日，劫机者阿利穆拉多夫被押送到了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公安厅外籍越境人员管理所”。我在这里看到了这个个头不高、有些秃顶的33岁的中年人。他在这里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
同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回国途中抵达莫斯科作短暂停留，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和副外长贾丕才到机场迎接。第2天，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李鹏副总理，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一些国际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新华社在就此播发的新闻稿中写道：“会见是应苏方安排进行的。”显然这与中方妥善处置劫机事件有关。
黑龙江省边防局俄语翻译郝国利，被安排和阿利穆拉多夫“谈心”，以了解和掌握情况。交谈中，阿利穆拉多夫说，他曾想逃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避难，可那里克格勃看管很严。又想逃到欧洲去，但没有机会。这次逃到中国，是因为航线靠近中国。他表示对中国并不了解，只是在苏联的报上看到对中国的报道，不过一般都是说中国不好。
谁能料到，正是他这个偶然的选择，给了两个关系冷淡的邻国的高层以频繁接触和缓和关系的机会。
从被劫持的飞机降落中国，到苏联专机接乘客返回，共计51个半小时。我在采访本上写到：这是短暂的一瞬，但又是一个漫长、特殊、内涵丰富而又具有历史价值的时段。在这51个半小时中，两国相关方面不分昼夜地、高效率地紧急运转，这恐怕是冷淡时期多少年的工作量都比不了的，对今后两国关系的缓和必将产生影响——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当时我所接触的许多当事人的感受。
25日，我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开了这起劫机事件和中方处置的情况。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迅速作出反应，消息瞬间传遍天下，成为舆论